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小传
Tansir @ 2005-11-10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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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胡耀邦的逝世直接引起了1989年全国范围内的学生 运 动，他的名字被刻意忘记了十几年，可以说现在的大学生中知道胡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但是他曾经做了中国共产党六年的总书记。胡耀邦拥有的人道精神、亲民作风、开明胸怀和清正廉洁，应赢得广泛的尊敬。

胡耀邦祖籍湖南省浏阳市中和乡苍坊村。胡家世代农耕，已有400多年历史。现在胡家故居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如此算来已经有140余年的历史。胡在世时反对修缮房子，他去世以后的1995年，浏阳市对房子进行了大修。

胡生于1915年11月20日，生时候传说他母亲刘明伦于分娩之日凌晨，梦见一位穿红袍的人走进了堂屋。私塾先生说，此梦应兆“文曲星”临凡，此子将来必成大器。语云：“观国之光，首在君王。邦国安定，人民斯乐。”《诗经·大雅·文王篇》亦云：“周离旧邦，其命维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为此，胡祖仪就为孩子起名胡耀邦，字国光。

1921年，满了5周岁的胡耀邦入胡氏私塾，在私塾中读书约一二年，约于1923年进入胡氏小学就读。1925年9岁，他离开苍坊村，去20华里外的文家市上高小。文家市不是“市”，而是当地群山环抱中的一个集镇。

二十年代正是中国新思想崛起的时候，文家市的农民运动也搞的轰轰烈烈。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当晚，毛泽东就在胡耀邦所在的学校召开了会议，毛泽东指出，此时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攻打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建议放弃攻打长沙的原议，改而沿着罗霄山脉南下，开辟农村根据地。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有一句名言：“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胡耀邦当时有幸目睹这一幕。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29年，胡耀邦进入浏阳中学读书，1930年他秘密加入共青团。次年，红三军团攻入长沙，胡耀邦就和一个同学离校到长沙去找红军。当时他才十四五岁，恰好被一个堂叔看见了，把他俩送回浏阳。这时，浏阳来了黄公略率领的红军，胡耀邦受党组织的派遣，回乡担任团支部书记。当时具有初中文化的学生在乡村很少，乡苏维埃开大会，文化水平很低的干部们往往请胡耀邦出面讲话。少年胡耀邦喜欢讲演，也很擅长讲演，讲得激昂慷慨，有声有色，感染力强。局面一天天扩大，中共湘东特委急需大批干部，年仅15岁的胡耀邦由乡苏维埃选送，到湘东特委做少共工作。1933年1月，胡耀邦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耀邦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他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

抗战整风时期，陕北正在搞一个“坦白”运动，相当残酷，在抗日军政大学绥德分校里，发生了多起自杀、逃跑事件。该分校的第一大队政治委员正是胡耀邦。胡耀邦时年23岁，是一个热情活泼、思想创新、积极向上的领导者。他是由抗日军政大学党总支领导人的岗位上调去绥德分校工作的。他很谦虚，能自省。当时的延安有一个系统部门叫锄奸部，主要负责党内清除奸细的作用。当时锄奸部是一个工作网，分枝很细，甚至每个连队都有类似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务系统。胡耀邦对此很反感。

处理坦白运动后遗症的是总政治部锄奸部副部长兼第一科科长钱益民。胡耀邦对他说：“钱副部长，请你向上级反映个问题好么?锄奸部门在基层单位秘密设工作网，作为锄奸部门的耳目，这种细胞组织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锄奸部主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依靠党的工作，维护党的政策。每个共产党员都负有锄奸保卫工作的天职嘛!”

虽然由于撤消锄奸部所涉及范围过广没有被采纳。胡耀邦却受到毛泽东等领导赞赏，12月初，年近24岁的胡耀邦被破格选调进总政治部机关任组织部部长，成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领导人。胡耀邦到了延安以后还是不断的提到给锄奸部正名的事，1940年3月，经毛泽东、张闻天批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式下达命令：撤销锄奸部，正式正名为保卫部。改革前，毛还亲自接见了胡耀邦，跟他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你算得上我们军队和共产党的一颗耀眼的新星了”。

1941年冬，胡耀邦和李昭喜结良缘，终成伉俪。李昭原名李淑秀，1921年生于湖南宁乡，1939年元宵佳节的时候奔赴延安，进入中国女子大学深造。1940年加入共产党。结婚后两人经过48年风风雨雨，直到胡耀邦逝世感情一直很好。

1945年冬，胡耀邦夫妇将赴解放战争前线。其时，他任冀察辽军区第四纵队(后改为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委，参加指挥保卫张家口战役。1947年4月7日，晋察冀野战军接连举行正太、青沧、保北3次战役。作为纵队政委的胡耀邦，在指挥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1948年8月，胡耀邦升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领导了解放太原、宝鸡的战斗。1950年初，耀邦同志以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转到地方，担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和川北行政公署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耀邦工作时间最长的就是团中央，从1952年起，他担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一干就是10年。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1957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16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陕西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由于彭德怀曾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后来被定为反党分子。陕西省就被看做他们的“反党老巢”；在彭等人领导与影响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被看做“很不彻底”了。由于这些原因，陕西的“左”风非常严重。

胡耀邦有超前的民主思想，初到陕西，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讨论“陕西省的农业生产为什麽上不去”的问题。他在陕西先後提出“解放思想、解放人”和“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方针，进行了超前的民主改革。耀邦同志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说：“现在不是提倡过硬吗？民主也要过硬！我们陕西党的组织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得硬的标志。……我这一条很差，湖南蛮子有名的，讲话粗粗的，嗓子那麽大，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後就把我看成个纸老虎，不对，就给我提意见嘛。…··你说不敢说，说了一定挨斗，我看也不一定。你说你在省里挨斗，你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可能把你表扬。要树立这麽一个榜样，对於敢於讲反面意见的加以奖励。”不但如此，他还有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提倡政令公开等等先进的改革思想。

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一大批人的官。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恩来请示毛泽东，要找几个年轻的“八大”中央委员进入“九大”中央，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胡耀邦由此获得解放，参加了中共“九大”。

1975年重新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因组织领导对科学院工作进行整顿而再次遭到错误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1977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胡耀邦日后能成为中共总书记，是和邓小平有关系的。胡耀邦可能是在1937年在延安认识邓的，当时胡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邓的得力助手。胡耀邦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工作，后来又到了军队，在刘邓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工作，后来又在邓领导下的四川工作，胡在抗战的整个期间是在延安度过的，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组织部部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经常密切地与包括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内的各根据地的司令官打交道。除了这些考虑之外，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肯定是很密切的。1938年胡耀邦介绍邓小平未来的妻子卓琳加入共产党，在1949年期间和之后在西南区邓的手下供职；五十年代在邓的领导下任共青团书记。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十一届中央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国内仍有两大难题，即“两个凡是”的影响和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由于当时毛泽东在人们心中的无上地位，这两个问题都显得十分棘手。这场战斗的急先锋就是胡耀邦，他先后在宣传和组织领导岗位上，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办好了这两件大事。

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 国锋抵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曾拒不交出中央一、二、三专案办的档案材料。这时候胡受到的困难和阻力都是很大的，他于是勇敢地另起炉灶，对大小案件，由中央组织部单独进行调查，一一落实，效果很好。他常不分昼夜，亲自接见上访人员，干部不分高低，一视同仁。这是一场硬仗，不打好这一仗，不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不解放从中央到地方各条战线的干部，就无法彻底扭转文革造成的崩溃时局。在将近一年时间的努 力下，也就是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 共中央以“五 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 的实 施方案，使得五十五万多名的右派份子获得彻底解 放。 　

被人津津乐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是胡发起的。1977年胡被派往中央党校任副校长。他一上任，就开始了揭批林彪、“四人帮”，力求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肃清“四人帮”的影响。为了有一个好的拨乱反正的思想战线的阵地，他主持创办了《理论动态》。《理论动态》的第一期的题目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之久运动的直接的指导理论。当时可谓是最高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容任何怀疑的，人们只能天天学习，活学活用，进行“实践”。严重的是，粉碎“四人帮”后还是这个调子，直到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纠正这个调子。而《理论动态》在1977年7月，即在党的十一大前夕，则提出“继续革命”问题的质疑，这使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乃至政界的不少人都感到了震惊。《“继续革命”问题的探》是向“左”倾理论发起进攻而打响的第一枪。也可以说，从此，开始了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7年底，中共中央党校学员，一千多名高、中级干部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难题。对此，在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表明态度：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要解放思想!并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史的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另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大家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时，绝大多数学员同意这两条原则，认为分清路线是非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整个党校，在胡耀邦提出的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问题的思想指导下，思想活跃，大胆发表不同意见。后来，在胡耀邦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在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第60期上，时间是1978年5月10日。这篇文章历时7个多月，先后修改10次，最后由胡耀邦审阅定稿。

这一段时间，他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胡耀邦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夫妇对子女的教育特别严格，并共同制定了许多家规、戒律。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出现了经商热、出国热。然而，这些“热潮”与胡耀邦夫妇家庭无缘。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不久，夫妻俩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胡耀邦严肃地指出：谁要是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谋取私利，做了错事、坏事，谁自己负责，他是毫不留情的。胡耀邦曾经说过令人深省的格言：“公则明，廉则威，正人先正己。”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呵!他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为子女们和各级干部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胡耀邦性格倔强，没有私心，有时候也让人感觉不近人情。八十年代初期，耀邦到湘西一苗寨视察，适值年关，许多人家在忙着炕腊肉。为了更好地证明苗寨的“繁荣进步”，当地政府预先在一农家布置了道具：屋里屋外到处挂满了腊肉，感觉好象是主人杀了五、六头肥猪。这种过火的表演立即被精明的胡耀邦看出了破绽，他把主人家的小孩拉到身边问到：你家今年杀了几头猪？小孩说杀了一头。胡耀邦接着又问：一头猪哪里可以炕出这么多腊肉？小孩又说：是人家挂到我家好看的。胡耀邦勃然大怒，并质问陪同的官员：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对待普通百姓的事物非常热心。1983年12月，北京实验京剧团一女编剧致信胡耀邦，反映我国儿童教育家孙敬修老人的困境。来信说，孙老这位受到广大青少年喜爱的故事爷爷”，虽然早已退休 ，仍积极从事关心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但由于工资偏低，住房条件又比较差，给老人造成了许多不便与苦恼……信发出后，这位编剧怀着希望，又有几分担忧：“总书记那么忙，能过问这样具体的事情吗？ 这封信当天送到了胡耀邦办公室，第二天写有长长一段批语的信又退到了中央信访部门。同志们打开信件，只见上面写道：“全国只有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惜才之心，爱民之心，溢满纸背。
　　
1984年1月，耀邦到溆浦县考察。闻讯赶来的金佑生把一封请求党中央帮他寻找孩子的信交给了胡耀邦的随行人员。“胡耀邦日理万机，能有时间过问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事吗？”金佑生忐忑不安。没想到，仅5天之后金佑生就收到中央信访部门的一封来信。来信询问他丢失孩子的模样、特征和丢失时的情况。读着这封来信，金佑生一家人泪水扑簌簌往下掉。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被一个犯罪团伙拐走的金华武终于找到了！这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胡耀邦高兴地说，信访部门“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作为一名几亿人口的领导人，他可以说日理万机，但是他从来都把群众的疾苦看的很重。秉公办事，敢于负责，一件一件落实，一抓到底，这就是胡耀邦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

1986年中共所推进的经济改革受到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相掣肘，使得经济改革自农村改革的成功后，在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城市改革后便开始出现混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官员腐化，「官倒」猖獗，各种思潮泛滥，信仰危机加剧。由于经济改革遭遇了政治制度的瓶颈制约，中共政治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呼声。

一种声音先强后弱，它以胡耀邦、赵紫阳、陆定一、万里等为代表，较多地肯定了政治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对此表示支持。一九八六年七月八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忱较系统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

另一种声音先弱后强，它以陈云、李先念、彭真以及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到处泛滥」、「这个党不抓不行了」。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丘，邓小平一开始总是深藏不露，并没有表明他的观点。在讨论十二届六中全会的议题时，回对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人的强大压力，邓小平完全尊重陈云等人的意见，并表态「要抓一抓精神文明的问」。于是，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了，会议的主题就是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这次中央全会有一个外界不知的情节。九月二十八日下午，是全会的最后半天，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陆定一举手要求主持人胡耀邦让他发言，陆定一说：「我建议决议中删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强调建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无关」。这个发言之大胆，无疑给会场投下了一颗炸弹，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无人敢于回应。陆的讲话第二天就遭到了没有参加那天下午会议的中顾委主任邓小平的批评。决议正式写入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中共最高层的宽松气氛由此趋紧。十二月九日，方励之所在的中国科技大学率先拉开了一九八六年学 生民 主运动的序幕。反映到中共最高层，就是胡耀邦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失误。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中共中央下发的一九八七年一号文件，号召全党、全国全因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次学潮中，方励之等知识分子的党籍被开除。一九八七年一月中旬，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全国性学潮得以平息。

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时说“最近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一是学生闹事，二是党的总书记更换。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我们已经做了处理。为什么学生闹事呢？根本上反映了我们领导上的软弱。我讲四项基本原则，就需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去总书记的请求。”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是一种揽功推过的话，1986年学生运动的实质是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主要口号是“反对官僚主义！”这也是邓小平上台前后多次向人民许下的诺言。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比较明确的提出了政治改革。但在中共保守派的发难下，不得不做出让步，让胡耀邦承担了罪过。戴晴认为“很多人批评邓小平，说他只做经济改革，不做政治改革，其实这个批评不是很公正的，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来看，邓小平很想做政治改革，也确实做了，可是总是摇摇摆摆。他有时想推动一个什么事的时候，又有一个力量把他推了回来。”（1999年6月）

89年初，邓小平曾经对胡耀邦做过一次评价。“胡耀邦同志在七五年整顿的时候就和我保持一致，和四人帮做过斗争，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紫阳也算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以后，平反和真理的讨论上，耀邦也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和”凡是派“做了很顽强的斗争，这都是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刹的，他这个人党性很强，没有私心，这点很难得，我了解他。他的组织路线一直是沿着三中全会的精神走的，他的缺点就是有点右，容易模糊，有时又是好心人办错事，对自由化问题认识不够，总以为翻不了天。以后，等他身体恢复以后，我看他可以协助你们（指赵紫阳等）多抓一下党风的建设问题，他还可以过问一下中纪委的工作，他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人佩服的，你们可以议一下，也可以告诉耀邦，一句话，团结起来向前看。”

六4以后，邓小平开始对胡耀邦和赵紫阳进行公开批评，但是始终对胡留有余地。92年，邓对江 泽 民和李  鹏说，耀邦抓党风党纪是铁面无私的，就是不了解自由化的危害。这些都说明邓对胡耀邦一直持肯定的态度。

胡耀邦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是在1989年人大会议上。人们发现，胡耀邦较前明显地消瘦了。

１９８９年４月８日上午９时，耀邦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１７次会议时，突感胸闷难受。不到１０分钟，中南海保健处医护人员便迅速赶到，对耀邦进行就地抢救。怀仁堂的一端成了抢救耀邦的临时病房。经专家会诊确定，耀邦患的是突发性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

在医务人员及时而全力的抢救下，下午４时２０分，医疗专家们认为耀邦病情有所稳定，可以上救护车。旋即，耀邦被送往北京医院继续救治。经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和治疗，耀邦的病情虽有所好转，但却时好时坏。４月１５日清晨，胡耀邦醒来得比较早。７点多钟，早晨大便以后，有吃了一些西瓜，然后还向工作人员问到‘外边的情况’。他在病中仍不忘关心国家大事。也就在这时，耀邦突然表情痛苦，讲不出话来，虽经医务人员竭力抢救，但已无力回天，他的心脏于７时３５分永远停止了跳动。

胡耀邦喜读中外历史、马列理论。他列举了许多书目，总起来有5000万字。他说，每天坚持1万字，14年，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胡耀邦书海行舟，早已在党内、军内传为佳话，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无论在马背上，在帐篷里，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在和平环境的工作之余，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他记忆力惊人，对一些佳作警句，常能背诵如流。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诵读几遍，便能全文背下来。因此，他知识非常渊博，作报告，或与人交谈，常能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令人惊羡。他还爱好书法，胡耀邦在任时日理万机，但总要挤出时间挥毫练字。

胡耀邦每天坚持走一万步，腰间系着一个计步器，准确地记录着他步行的次数，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他当总书记时到西藏考察，海拔3000多米，随行人员都气喘吁吁，头脑发涨，他仍然坚持每天走一万步。

葬礼那天，耀邦牵动着千万颗心。从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15公里长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挤满了人。著名文学家冰心写道：“耀邦同志逝世的消息，从广播里传来，我眼泪落在衣襟上。同时涌上我心头的却是《诗经·秦风》里的两句：“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真是，不该死的，死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