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minator按：近来有些迷惘，活得有些行尸走肉。不知是重庆的高温对我的大脑造成了永久性的损伤，还是因为近2个星期的时间没有看到大伟上QQ了。几天不和大伟聊聊，我心里就憋得慌。压抑，确实感觉有些压抑。
连更新自已的Blog，都感觉有些被动。也许这正是人心里的"惰性"使然吧。要克服，需要克服。
很想大伟..... 大伟要记得下次买些六神花露水回去，以免再被蚊子搞"地毯式轰炸"。

天气，很热。  雨水，很少。  大伟，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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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调查
《工人日报》   本报记者吴铎思 

      8月7日，上海市新推出该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750元。这成为全国最低工资保障的新高度。

      在上海劳动者因这条醒目的上行线而获得实惠的同时，在一些地方，一些普通劳动者却不得不面对连本来就不高的最低工资都拿不到的现实。“最低工资标准”之所以难达标，不可否认有劳动者缺乏维权意识、担心被“炒鱿鱼”等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企业的“胆大妄为”———或歪曲最低工资的确切含义，或公然漠视这一制度的尊严，或故作一无所知。

        看来，如何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各地确定的标准得以执行，要比对“750元全国最高”的羡慕更有现实意义。

“最低线”成一些企业的“误导线”

        近年来沿海城市持续出现的用工荒，与企业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员工工资的核定标准有很大关系。与此并行，一些企业为避开最低工资标准，以计件工资作为外衣，掩盖了实际工资。这使得最低工资标准成为一些企业工资的“误导线”。“每个月至少工作25天，月工资在800元左右。”在福州一家搬运公司打工的农民工老郑说，扣除生活费、房租费和其他一些费用，每月所剩不到300元。

        福建省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去年7月调整的，从320元至600元不等。

        最低工资是劳动者的最低保障水平，不是实际工资水平，也不是企业工资指导线和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记者采访发现，目前许多企业故意压低劳动者工资，按最低工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工资，致使缺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招不到工人，造成用工荒。另外计件制成为企业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保护外衣。“我们每月都能领到1000元左右的工资。”泉州市一家制衣厂的女工告诉记者。

        但记者了解到，该工厂实行的是计件工资，为这1000元左右的工资，工人要付出的代价则是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左右，而且一个月仅休息一两天。

        劳动专家说，这种例子就是典型的以计件工资掩饰真正的工资水平。一些实行计件工作制的企业，往往以此为借口，拒绝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拒绝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

        劳动专家说，实际上，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其所在单位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它包含了奖金，但不包含加班工资和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和条件下的津贴，以及法律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有些企业故意笼统地向农民工支付工资报酬，报酬总额看似不低，由于加班时间长，扣除加班费后，实际工资往往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贵阳部分餐馆成“死角”
本报记者赵福中  实习生崔晓飞

        目前，贵阳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400元。但普通劳动者能拿到这个数吗？记者调查发现，情况并不容乐观。在贵阳，餐饮业从业人员中90％是农民工，他们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基本没有节假日。
在合群路的一家生意红火的餐馆，当记者问一名服务员的收入时，她低声回答：“300元。” 在另一家餐馆门前，一位正在倒垃圾的大妈告诉记者，从去年4月份上班以来，她的月工资一直是350元。

        调查发现，贵阳中等规模的餐馆，员工每月固定工资约三四百元，虽然也有一些奖金，但数额很小。同时，赔偿条款非常苛刻，有时打碎一个碗就得赔10元钱，这使得工资收入也常常无法保证。而迎宾、促销员、美容美发人员的月工资大多也在300元到500元之间。

        记者了解到，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门卫、锅炉工、勤杂工的工资也不高。一家物管公司的职工说，他们是该公司新招的保安，每月工资350元。

        贵州省民族学院社会学教授何彪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之所以难达标，主要因为西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就业岗位非常有限。部分劳动者只要能就业，有活干，就不太计较工资多少。他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大对最低工资规定的宣传力度和对用人单位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

“就是知道了，也不准备给营业员加工资”
     ———最低工资“阻击者”“理直气壮”

本报记者陆金宝

        “我每月挣450元，老板说这已经超过最低工资标准了。我不知道现在又提高了。”乌鲁木齐市一家小商店的营业员小郭悄悄地回答记者的提问。

        小郭是今年春节后从甘肃天水农村到新疆找工作的，看见这家商店门上贴了张招营业员的启事，就来应聘了。当时老板说，每月工资450元，工作时间是早晨9点到晚上9点，中午管一顿饭，不管住，每周休息一天。这在全家5口、一年仅收入2000多元的小郭看来，条件已经不错了。

        随后，记者以也要开小商店招营业员的名义，咨询了这家商店的老板娘。她直言：“给450元，加一顿饭，不少了！别人还有只给400元管一顿饭的。要是嫌钱少，可以不干。现在找不到工作的人太多了，随便找！”

        这位老板娘还说，不知道乌鲁木齐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于5月1日起从440元提高到480元的事。“就是知道了，也不准备给营业员加工资。饭钱加工资，已经超过480元了。”

        记者近日在乌鲁木齐市、库尔勒市进行了专项调查，两地一些个体业主和大多数从业人员，都声称不知道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提高这件事。

        今年6月，新疆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对全疆15个地州市的劳动用工情况进行了为期25天的专项检查。在被查的5198个单位中，有近三成劳动用工不同程度地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其中就有部分单位不认真执行企业最低工资标准。

        检查结果显示，对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执行不力，主要集中在餐饮业、商品零售业等一些小型企业单位。但在一些改制企业，不认真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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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动画：拿什么来拯救你
红网 　 　 　

        广电局又发禁令：自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起，全国各级电视台所有频道在每天１７时—２０时之间，均不得播出境外动画片和介绍境外动画片的资讯节目或展示境外动画片的栏目。（见８月１３日《新京报》）　　
 
        外国动画（尤其是日本）“入侵”的现象有多严重，大家只要在傍晚时分打开电视机就明了，在铺天盖地的动画世界里，要找一部纯国产动画真可谓大海捞针，即使偶然有一部半部，也没多少孩子爱看。 　　

        对此，相信大多家长都怀着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国外的动画片，无论是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还是色彩搭配、动作协调等都比国产动画技高一筹——比想象，哪一部能与日本《机器猫》匹敌？比谐趣，谁与迪斯尼《猫和老鼠》并肩？难怪孩子们会喜欢，有不少成年人也成了它们“粉丝”。而国产动画片，被人戏称“会说会动的小学生守则”——人物未行，道德先行，人物形象中规中矩，故事平淡无奇，语言四平八稳，说教味重，老持沉重，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怎么会喜欢呢？另一方面，国外的动画片的一些不良意味又让人忧心忡忡，《神奇宝贝》、《数码宝贝》的暴力内容倾向、《蜡笔小新》的色情意味、《名侦探柯南》的凶杀情节……这对于身心正在发育的孩子会造成何等的伤害与影响？

        更刺痛国人眼睛的是：当一个国家政府在向其他国家大肆宣扬、推行它的价值观、政治理念、文化理念时，这便是一种“隐性”的文化侵略。文化侵略比政治侵略、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更为深远。在这个角度上看，广电局的“禁播令”无疑是抵御之举，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此举效果如何？生硬的闭关锁国能否抵御住来势汹汹的文化侵略？

        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一再证明，闭关锁国的“安全”，是驼鸟式的“安全”，不是长治久安之策，况且中国已加入ＷＴＯ，开放文化市场是“游戏规则”之一，所以广电局的“禁播令”并不明智。面对侵略，明智之举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用文化反文化侵略。具体到动画产业，就是要壮大国产动画产业，扩大动画市场份额，让中国的孩子看中国的动画。中国的动画市场如此之大，拱手让人实在可惜。

        就目前中国动画产业，普遍存在着市场定位不明确、人才缺乏、资金流入不足、产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定位不明确、扶持力度偏小、文化产业发育迟缓等都是动画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的动画也有优势：优秀的画技和丰富的软件资源。只要政府重视，制定有利于动画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资金、人才的流入，形成动画产业化——从单一动画制作往影像、书报刊、玩具、文具等周边产品全方位开发的方向发展，中国动画业还是有希望的。湖南三辰公司国产动画系列片《蓝猫》的初步成功，正说明这一点。

[稿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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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显示34.7％的受访者后悔上大学
《中国青年报》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上大学就是把父母的血汗钱给糟蹋了！他们辛辛苦苦挣钱供我上学，可我念出来之后，不但养活不了他们，连自己都养不了。”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小赵沉默了好一会儿。
 
        “那你后悔上大学吗？”
        “后悔！”回答很干脆。

        一个月前，小赵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工作——保安，每月800元。小赵说什么也不甘心，他和其他三个准备考研的同学一起，租了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民房，白天忙着复习考研，晚上去麦当劳打工挣点儿钱。

        “上了高中就要考大学，考了大学还得考研，但是实际没学到什么东西，就是拿了个文凭。”他无奈地笑了笑，“虽说后悔，但也是身不由己，像是一种惯性。我现在发现，要想有出头之日只能接着考研。”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共有8777人参与），结果显示，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

上大学——投入产出不划算

        现在有种流行的说法叫做“经营人生”。作为“经营者”，不少大学生对上大学的投入产出比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投入了过多的时间与金钱——四年的学习时间与高昂的学费，可收获的是“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

        之所以会“后悔”，调查显示，51.5％的人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几年前，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刘西拉教授，在两校大四年级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中进行的一次调查也发现，2／3的学生对大学前三年的课程“不满意”，觉得“没什么收获”。

        “所谓的专业其实并不专，公共课要求很多，而且这几年我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占了一大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古汉语专业对英语有这么高的要求。”一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说起这些，还是觉得“很郁闷”。

        对此，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教授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本身确实需要改革。“现在50％以上的大学生将经历主要用在外语学习上，考四六级、考GRE、考托福、考雅思等等。相反，他们对专业课投入的精力却很少。另外，现在大学开设的很多课，都不是学生想学的专业知识，而是规定学、要求学的课程。”

        调查发现，让一些人觉得“后悔”的原因，还有“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39.2％）。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字，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15万，2003年,第一批扩招本科生进入就业市场后，毕业生人数超过212万。到了2005年和2006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增长到330万与413万。

        伴随着数倍于以往的毕业生数量，近年来，大学生找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期望也越来越低。据介绍，扩招之前，应届大学毕业生的目标月薪普遍在2500~3000元，而到了2005年，求职毕业生主动将月薪要求降至1000元、800元、500元，一些人甚至不惜“零工资就业”。

        与此同时，大学的学费却一路看涨。自1994年至今，国内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5000~8000元不等，10年间学费猛涨20倍。大学四年，学生的花费在4万~8万元。“大学质量和收费不符，特别是二类大学。”一名参与调查者留言说。和他一样，19.0％的人因为觉得“学费太高，得不偿失”而后悔上大学。

不上大学——没文凭后悔一辈子

        有意思的是，尽管调查中只有47.6％的人明确表示“不后悔”，但被问到“如果重新选择会怎样”时，60.1％的人都说，自己仍然会选择上大学。 “因为现在找工作要看文凭啊！”小赵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人对当今大学价值的认可与判定，“网上有一句话我非常赞同：上大学后悔四年，不上大学后悔一辈子。”

        对此，熊丙奇解释说，“上大学＝好的工作单位＝有保障的生活”，这在中国几乎成了一条人人认可的社会定律。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考上某大学，就意味着获得这所学校的学历文凭，也就意味着推开了通往成功的大门。换句话说，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没出路。而另一方面，长久以来，很多用人单位认为，招高学历的员工才是硬道理，在高学历的基础上再考虑员工的工作能力。这就导致更多的学生一味追求高学历，造成人才浪费。

        调查发现，尽管67.2％的人赞成“扩招后大学生越来越不‘值钱’了”的说法，但也有44.7％的人承认“上大学找不到工作，不上更找不到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28％的受访者表示，如果重新选择，自己会“上个高职，学门手艺”。有网友留言说：“当初我一心想上大学，可现在想起来，真应该听父亲的话，中学毕业去读个高职。那样的话两三年就能出来工作了，有门手艺工作也好找。”

        北京某技校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生小陈，在北京经济开发区一家合资企业实习一年后，顺利留下了。和他一样，大部分技校生都能找到实习单位并顺利签约。踏实肯干、操作技能熟练、可塑性较强，愿意从基层做起，且便于管理、稳定性强是技校生就业优势所在。有资料显示，近几年，北京市技校毕业生签约率均在95％以上。

        根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至少缺口8万名高级技能人才。也有数据表明，当下社会急需的、月薪超过5000元的“十大职位”中，高级技术工人占了4个。

对大学的期待越来越功利化了 

另一种论调也在蔓延——“考不上好大学＝没有工作＝白读书”。

        为了上一个好大学，1999年，上海457名上线考生放弃高考志愿，此后几年，放弃大学入学机会的学生有增无减，高考复读班的“录取分”越来越高。对此，熊丙奇教授曾分析说，不少学生和家长都认为，上大学是投资。现在上不同层次、不同质量的大学，投资的时间和金钱几乎没有差别，可今后的就业前景、发展空间却有天壤之别。笔者在采访中也发现，越是非重点学校毕业的学生，“后悔”者的比例也越高。

        对于“后悔上大学”的问题，一方面，大学自身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方面，公众对于大学的期待，已经渐渐超出了“接受教育”本身，出现了功利化的倾向。调查中，24.6％的人认为“拿到大学毕业证书才是最关键的”，20.6％的人赞成“不上大学多没‘面子’”的说法。

        熊丙奇说，我们有一种思维定势：上大学是农村、贫困地区孩子的惟一出路。在这样一种逻辑中，接受教育的目的是“跳出农门”，如果这个目标达不到，上学就没有多少价值了。如果把这种逻辑再继续下去，“新读书无用论”——上大学学费太高，毕业了还是一样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点儿打工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对此，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曾谈到，我们把过多的希望都与念大学联系起来，比如说离开农村、改变身份、提高社会地位等等。他认为，对一个人能力的评价，不能只看一张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