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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个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制度老百姓也感恩不尽了

摘自《新浪网》

    　　高强是卫生部部长，自然便有权力决定老百姓的健康。因此他说的“如果再建一个特别低水平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也不会满意，但是建高水平的，无论如何做不起来”，便有些让老百姓怆然心寒，甚至有些不知所以然的感觉。
    
    　　因为这样的话，出现在别人口中，尽可以如风清云淡，旋即而过。出现在事关老百姓身心健康人的口中，便有些实践的力量了。而实践的结果，很可能是“低水平的保障制度”不能做，“高水平的”做不来。结果自然是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在中国，不可能。
    
    　　不可能，便不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虽然有生命，但对他的养护，却是大权在握于卫生部的。既然卫生部说不能做，也便不做了。但是把不做的理由，假托于“如果再建一个特别低水平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也不会满意”，便有些让老百姓感到委屈。因为这样的做法，很有些强制性的，让老百姓自己掴自己耳光的意思。
    
    　　因为老百姓并不曾有过，对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制度，不满意的心理。“看病难、看病贵”，那是建立在老百姓没有钱的缘故上。倘使有了钱，“看病难、看病贵”，的感觉，自然也便消失了。没有钱的人生了病，当真遇到一个不要钱的医院，那不欢天喜地，才怪。饥饿的人，是不会择食的。没有几个人能蠢到，饿了的时候，非要吃麦当劳。
   
    　　老百姓在饥饿的时候，所以想不到麦当劳，那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行船走马三分命”，农民面向黄土，仰望蓝天的恩赐；下岗工人，游逛在街头，靠打零工寻碗饭吃。生活尚且在艰难的维持中，何况麦当劳乎。他们的生病，自然也不会像公务员，国企高管那样，在公费的关照下，优哉游哉地度过。


    　　“越穷越没有，越冷越尿频。”这样的现象，也许是因为营养的不够丰富吧。于是病魔缠身，也便成为了穷人生活的一部分。当此之时，遇到一个“低水平的保障制度”，他们大概不会拒绝吧。有人说老百姓“因病致困，因病返贫”，这里面倘如不是讽刺，便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因为他们本也不曾富余过，常常是刚生病到医院，便因为拿不起医疗押金，而眼巴巴地把小病拖成了大病。
   
    　　因此，“如果再建一个特别低水平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也不会满意”的说法，大概便有些太看得起老百姓了。本来就是一些“小病扛着，大病等死”的人，还要寻求“高水平的医疗保障”，这也可能是一种病态的奢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心理作祟的结果吧。老百姓的书读得确实不多，但量体裁衣，量力而行的道理，也还是懂得的。他们绝不可能幻想出，生了病，便到国外治疗的愿望。
   
    　　外国的医疗水平再先进，大概也是不可能包治百病。因此，老百姓并不曾奢望，到高水平的外国医院。能够有个免费的医疗机构，他们是绝不可能寻求价格昂贵的医疗机构的。因此， 印度人能够享用的那种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尽管是低水平的，倘若在中国实行，老百姓大概也会求之不得吧。
    
    　　卫生部部长高强，这次推出的“如果再建一个特别低水平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也不会满意，但是建高水平的，无论如何做不起来”的理论，便是在3月4日上午举行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当有人问及印度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时，提出的。他的这个理论，究竟是讥讽那种“但这个免费医疗制度是低水平的，治疗手段简陋，药品廉价”，还是一种真实的说明，不好说。但是“如果再建一个特别低水平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也不会满意”，却以毋庸置疑的口气，代表老百姓认定了。
   
    　　这样认定的结果，便是把老百姓那种“低水平的免费医疗制度”的希望认定没了。于是老百姓也便自然会感到怅然，感到寒心。因为他们本也从未有过高档的医疗保障期盼。不要说像印度那种“低水平的免费医疗制度”，即使像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医疗福利也行。但是这样的希望，如今也被一句“老百姓也不会满意”，给否决了。
   
    　　也许如今的中国，一部分人已经极大地富裕起来了吧，于是一种大款心态，也便应运而生。但是这种大款心态，出现在卫生部官员的身上，可就暗淡了老百姓的最低医疗保障希望。因为老百姓并没有都极大地富裕起来，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只要能有个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制度，也就感恩不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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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论坛上一篇对医疗改革很有见地的帖子

    不管如何，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决策者一样，“医改”要大多数满意又可行，必须：决策科学技术要较过去提高3倍、民主艺术提高1.5倍、道义素质提高1倍、勇气要提高0.5倍。否则……。

    在怎么办上，笔者认为：

    　　1.“医改”至少不是中国前六大改革问题，而又相互有影响，所以应服从“整体全方位改革战略”。卫生部及民众不应也不可能从中央索取太高的财政投入。必须要有放活医疗人才、中小医院市场能动性的措施。防止医疗人才、资源设备、社会资金已部分存在的闲置浪费。同时国家医疗拔款应优先用于免疫、全民生命急救、儿童、医疗科研、全民健康教育，然后才是其他医疗有限保障。这是节约社会对“全民最低医疗保障”的要求。不可挽回的年老重症绝症花费医疗的极大比例，“脑死亡”标准及自愿“安乐死”应准许省级立法。

    　　2.“医院改革”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也部分有赖于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比如人事制度、民主监督制度、财政拔款制度(世界倒数第四的医疗卫生投入比例也太为难医疗卫生业者)、分配制度等。

    　　2. 我建议中国实体改革最好战术：多立少改少破。
    　　   比如公立医院或国企是否/如何改如何破要全体职工投票占70％决定权来决定，不愿改不愿破可以，笔者曾设想过“一院两制”以促进竞争、降低医疗垄断的不合理高价。

    　　3. 但公立医院人才或毕业待业人才出来，经培训有经验有能力者创“私营/联营”企业/医院，则应大力准许，而不人为设歧视门槛与“非国民”待遇。“房屋拆迁”矛盾也可同理解决。
    　　   所以“民进国退”现象不可取，“民进国不退”才是合民众的心理惯性的，然后在公平竞争中体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用边废退”的新陈代谢生存进化规律。绝大多数民众也会“我选择我喜欢”，不至多大怨言。
    　　   完全否定医疗“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也不对，否则易象过去“经济整顿”一样反复“收放”，一会左、一会右。

    　　4.我国医生人才整体上绝对不足，与公立医院医生、局部医院人才相对过剩矛盾(如中小医院/企业医院)，同时存在。只有破除垄断才能解决“高收费”问题，私立医院同病收费比公立医院低1/2至2/3，但制度常使之不能进入“医保/公费医疗体系”去“报帐”。

    　　5.我是公立医院医生，有时想给穷人低收费或免费先急救，我不得不常与有关科室吵架(药房、手术室、临床科室各自独立核算，医生没有资格和权利去叫药房拿出药药来先抢救治疗)，因为这不由我一个人或一科室说了算。归根到底，这是由我国缺乏紧急医疗救援经费制度与世界排行居后的人均卫生支出决定的，医生无奈，其他科室甚至医院领导也无奈。曾有县长签字先抱救“群体意外事敌”，最后全部欠费也没人交纳，由医院自己承担，各个医院都有不少跑费！后来听说不少医院规定：哪个科室哪个医生的病人欠费跑了，就由他负责-----医生负得起吗？。

    　　客观而言：医生真苦累，几乎照顾不了家庭，“合法”收入根本就“不合理”(很多医生奖金不如闲耍的医院行政后勤人员，“医改滞后”造成“大锅饭”又使得品正技高的医生又累又不多得一分奖)，在国家事业部门行业中相对是弱势群体，就是有能力无权无时间搞第二职业弥补困境。故在病人及药商“行贿攻关”下，在当时社会各层的“腐败示范”下，(甚至在社会各行各业“草菅人命”“好人命不长”现象比比皆是的环境下，对“救死扶伤”产生鲁迅式困惑)医品于1996年始明显下降了，“靠山吃山”了。----总之，客观而言：医生教师的腐败是各行各业、各阶层中较后腐败的，而且也很有深层次原因的。

    　　6. 如果几个医生辞职有资格申办个人诊所或个人医院，大多数民营医院病人费用肯定比公立医院低，个人比入也会比公立医院大锅饭的多。但中国特色的“创业门槛审批”腐败现象是：你是专业的、且有资格，不会得到审批；外行去行贿几万几十万就可审准办医，难免坑蒙欺骗病人，但即使如此，他们为了争取病人，收费还是比公立医院低得多且态度好得多。

    　　所以，打破“公立医院”垄断，公平竟争，病人选医院、选医生。适当开放民营市场化绝没有错。这是“城乡经改”的经验。若这样，国家只保证“全民最低医疗保障”，似乎现在的医疗投入标准并差不了多少。

    　　7.现在公立医院人才占90％以上，若降至55％则国家负担会少很多，竞争更合理，病人获利更多一些。也大大减少开大处方、吃药品“回扣”现象。多种医院也是病人多样化“医疗服务”的要求，如高干病房、贵族医院，别人的希望也可在市场化中得到满足，但“高消费部分”不应由国家买单。“全民最低医疗保障”应同病种平等。

    　　8.所有照搬国外或全盘否定国外模式的，都是没道理的。同时回避自身根本问题，只会“头痛治头”的方法是治不断根的，只会此抑彼起。 .

    　　9.上层一些好的改革设想，在中国低素质的中下层执行者手里，往往会走样，“歪嘴和尚念不好经”并不是经的错。
    　　简而言之，医疗困境及医疗腐败问题---四个字可解决根源：破除垄断。另外对症良策：国家适当增加拔款于医疗，普及“最低优生/创伤/防疫保障”人群，打击“商业贿赂”且重点从源头(官方/行贿索贿主动方)打击。

    　　医疗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绝对是走错了路！但光是骂医院，骂医生，骂政府，要大家来想想办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
    　　原来的全劳保与公费医疗是有问题，国家全包，看病一分钱不花也不行。浪费很大。而且农民的问题没有解决。

    　　但我们现在的这个改革也不行，搞得很复杂，问题却越来越大。又是个人扣，又是单位缴；每年要拿个小本子去划上一点钱，不够看两次感冒的；用完了再进入什么“自费段”，自费完了再进“统筹金”，事后拿着一大堆单据去报销；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多少百分比，有几个普通人弄得清楚明白；各地各单位还要设一大堆人菅催缴，菅统筹金；不但烦琐，而且每个环节上都漏洞百出，都可能存在隐患。

    　　我有几点想法，是否可行？求诸各位。

    　　一.实行药品分类菅理。国家制定标准：把荮品分成基本类、非基本类与特殊类。基本类是老百姓治病该用的，非用不可的大路药；非基本类是用了有好处，但不是非用不可的；特殊类是那些高挡的，滋补的，进口的高贵药品。现在享受劳保或公费医疗的患者到医院看病，除了挂号费外，基本药一律自费20%,非基本类药自费30-50%,特殊类则全部自费。特殊情况特殊规定。

    　　实行医院分级制，社区卫生所，地段医院，县、区医院、市级医院、全国性高级医院，除特殊情况外，病人必须逐级送转，这一条很关键。免得浪费医疗资源，一个普通感冒、疮疖也到大医院找专家。也可搞一些高挡的、市场化的、宾馆式的医院，专门为有钱人服务，但数量不宜太多。

    　　二.对药品的生产与流通还是实行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除了保证药厂的合理利润外，对药品的流通不搞市场化，层层计划，层层分配，互通有无。彻底杜绝现在流通环节层层加价，层层盘剥，出厂价4元的药到老百姓手里卖到84元的怪现象。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是很有经验的，建国初期不硬是打败了那么厉害的粮食投机，稳定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吗。现在由单位缴纳的统筹金并入税收，个人缴纳的并入药品收费，国家财政补贴不足部份。

    　　三.在农村还是搞“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或可改名曰‘乡村医生’）”。国家拨一点，地方拿一点，个人出一点。让农民得到起码的医疗保障。搞一个专门的机构把乡村卫生院和乡村医生菅起来，逐步武装他们，培训他们，提高他们。

    　　四.对医院医师的待迂比照公务员执行，设定专门的对医院和医生的监菅机制，奖优罚劣。给服务好，治愈率高而费用又相对低廉的医院和医生以投入、物质与荣誉奖励。要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检验收费、药房收费之间的联系

    　　五.随着国库的充实，对医疗投入逐步增加，可以把“非基本类药物”逐步往“基本类药物”划拨，提高全民享受医疗健康的水平。
    　　当然，医疗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等所能设计的，还得靠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们拿主意。但医疗保健本来就是关系到我们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想来，我们七咀八舌讲几句也不为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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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部部长高强：六大原因导致看病贵看病难
 
        在18日召开的“中国医院协会报告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表示，当前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多种原因长期积累造成的，而要解决现在的医患矛盾也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高强分析说，导致现行卫生系统“病况”的“病因”有如下六个：

        第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高强认为，与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医疗资源严重缺乏而导致的老百姓就医困难不同，现在看病不容易更多的是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造成的。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不仅让社区和农村没有能力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功能，而且也让以“高药价、高耗材”为特征的过度医疗愈演愈烈。

        高强说，目前，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老百姓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相信当地医疗机构，只奔大城市大医院，从而让这些医院陷入门诊的海洋中。据统计，北京部分三甲医院都有相当大的就医比例来自外地，也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非危重疑难病例。“从某种角度讲，它浪费了我们宝贵的医疗资源。对整个国家的医疗技术和可持续发展都非常不利。” 



        第二，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高强透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卫生支出曾经一度占到政府总支出的6％，而到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4％。在今年3万多亿元的财政预算中，仅有1200多亿元用在医疗领域。“这个比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高强说，政府投入的缺失造成了公共卫生领域和百姓的基本医疗得不到有效保障。实际上，中国医疗事业大部分的贡献来自老百姓缴税以后再次掏自己的腰包。据了解，2004年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已经占到GDP的5．5％，但是它的构成却很尴尬：政府支出所占比例为16％强，而老百姓的支出则占到55％。
        “不能什么都推向市场，也不能都要求自费。”高强说。

        第三，医疗保险发展缓慢。据统计，2005年，医疗保险覆盖的城镇职工数为1．3亿，再加上500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只有不到两亿的城镇居民有医疗保障。在农村地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口达到1．7亿，不到8亿农民的四分之一，而且保障能力非常有限，每个人只有30元钱。

        第四，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所以药品价格不可能不节节攀高。再者，医院目前实行的是药品加成政策，进价越高，加成越多，医院当然不会去进低价药。“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么到老百姓那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

        高强还提到，虽然国家已经实行了17次药品降价，所涉品种多达万余，但是老百姓却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效果，这与药品生产企业大量生产替代药品分不开。“国家降这个药品的价格，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就马上停产这种药，再生产新药，结果还是高价药。”

        第五，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高强说，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初衷，“肯定不是让它为政府挣钱，而是为群众提供廉价有效的医疗服务”。然而，当前一些政策上的矛盾致使这个目的越来越难以实现。

        高强说，既然是公立医院，就应该保证对他们的财政投入并且加强监管。“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方面是目前政府投入很少，每年的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8％，其余90％以上都是靠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得来；另一方面，政府对医院的收支又不管，任凭医院自由收费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医院院长，自然要追求利润。“有了钱大家分，自然上下都高兴，但是群众的利益受影响。”而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主导地位则让这种情况有可能发挥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第六，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高强坦言，当下职能部门对医疗服务缺少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对医疗机构的规模、大型仪器的购置和新技术的采用都没有特别“管用”的监督办法。“行业监管确实有困难。”

        高强认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了如今“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更造成了如下事实：

        2003年，卫生部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卫生医疗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动提出提前出院的比例为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为支付不起相关费用而提前出院的；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从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33．4％；在西部地区农村，62％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75．1％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

        “这些数字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城乡居民的就医困难。”高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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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喝高强部长！！！ 泣血跪请全国人民倾听医务工作者的心声

        卫生部长高强愤慨陈词：某些医院和医务人员见利忘义，而卫生部官员也直言医疗卫生改革失败。愿此文让与高部长持相同观点的人有机会听到另一种声音。

　　　　红包与回扣又一次让医生成为了众矢之的，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之箭一触即发。社会流行的搏弈论和不对称理论终于在事实面前失灵了，因为貌似强大的医生又一次群体性失声，因为作为这一职业的中国从业者，他们似乎天生就应理所当然的以羸弱之背负起道德责任的高山，似乎天生就应生活在远离物质浩繁的海洋的贫瘠孤岛。尽管医生三缄其口，尽管 这不过是又一次毫无公正可言的缺席审判，尽管这注定是一桩有口难辩的冤案，但历史这一最正直的法官终将宣判医生无罪，还这群沉默者清白与公道。而我，一个纯属热心和路见不平的律师，愿在这个历史的法庭上，为沉默者作发自心底的无罪辩护，所能做的仅仅说明真相。

　　　　就在不到一年前，医生还受宠若惊的有史第一次被簇拥在鲜花与掌声之中。带给他们这一切的却是一场人类悲剧性的灾难。因为职业的缘故，他们毫无畏惧得挺身而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其实，他们不过是忠于职守而已，却被带上了救世者的光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在特别时刻的脆弱，此时对英雄的崇拜和依赖，和医生这个职业的伟大和光荣。

        生命，疾病，不过是他们平时工作中所要面临的种种风险之一；休息时间，节假日的团聚，不过是他们平时生活中所要作出的种种牺牲之一。非典期间的报章杂志电视广播网络不吝版面的争先恐后的倾其所能包装了这一切。提高医生收入和待遇的声音让许多早已干涸的心又得到了久违的雨露的滋润，尽管这不过是一片精神的安慰剂。


         医生们决不是那些巧舌如簧，出尔反尔的政客小人的对手，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从非典结束到现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自己就饱尝从座上宾沦为阶下囚的滋味，就如同官场人走茶凉的惯例，无权无势之后变成了落水狗或是惊弓之鸟。无奈与苍凉之中只有老实地向这样的惊人事实低头认罪伏法，非典时期关于医生医术，医德，关于医生这一职业高技术，高风险，高奉献，高体力特性的如山铁证在普通民众，社会媒体，政府官员习惯性的健忘和偏见面前，竟不过是一篇辞藻华丽内容空洞苍白无力的雄辩，无数因为职业而牺牲的无辜生命不过成了这篇精彩辩词的一个小小的感叹号，惊心动魄的抢救不过成了一出无关紧要的插曲。

        对于非典前后医生所遭遇的截然不同的脸谱，我却不敢指出这是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脸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还有残酷的事实未曾指出，有谁能保证那些被称为烈士至今被奉为英雄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就天生出淤泥而不染，从未收过红包和回扣。但这样的怀疑丝毫无法动摇这些道德的高山。

　　　　向医生开刀来解决错综复杂的医疗问题无异于向学生开刀来解决北大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一样，四个字：无济于事，再四个字：转移视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医生决不能再三成为医疗制度的替罪羊，消灭红包回扣也无法弥补医疗制度本身的漏洞和缺陷，永远做表面文章只会让我们永远生活在制度缺陷的巨大阴影之中。

　　　　医生在世界的大多数人眼中被视为人类的精英，因为这个职业是生命的守护神，保卫着人类的底线，因为这个职业凝结了知识与智慧，因为这个职业能以自己的方式给绝望的人民带去福音与希望。几乎所有把尊重生命奉为圣经的国家都用经济规律的杠杆体现智力精英的价值。

        中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古语不正也说明了医生的价值，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不正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社会对知识创造财富的认同吗。但在中国的现实中，谴责对象，打骂对象，这就是医生的地位，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依然是难以改变的中国的分配格局的诸多尴尬之一。

        也许红包回扣造成的医生高收入的普遍印象正是父母希望子女从医，学生希望报考医科院校的主要原因，但有趣而有讽刺意味的是医科院校毕业生在踏入社会第一年的热情往往会被美好的憧憬与残酷现实的强烈反差而击得粉碎，在大多数地区，有多少人踏入医界，就有多少人被扭曲的现实改造，放弃高收入的幻想。其实这一切只因他们同许多至今仍对医生灰色收入咬牙切齿的人一样，奇怪的漠视了中国薪资排行榜。

        人均1-2万的年薪。这才是医生真正的污点，这同样是市场经济与价值规律的污点。一份与市场完全背离的收入，并不能抹杀行业高风险，高技术、的事实。这群可怜的人一苦读五年 大学（中国本科教育唯一最长）的付出，以忍受病人难闻的恶臭，肮脏的液体，以吃饭时间抢救病人忍受饥饿的痛苦，以忍受病人的质问和纠缠甚至威胁为代价获得了这样一份回报。

        有哪个行业需要如此全面深入的付出，又有哪个行业这样的付出后得到是这样的微薄。这份收入于这个职业而言，无异于隔靴搔痒，杯水车薪。但在我们大多数人眼中，医生与律师同 样收入稳定超群。这很大程度是美国人收入以医生律师为最在中国理论上的生硬移植，而中国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土壤对此提供充足的水分和养料。中国许多人以国力不济为由拒绝医生的高收入，但现实中总有那么多人为高昂的律师费买单。中国医生从未奢望获得与美国甚至印度医生相提并论的高收入，但他们至少还有资格憧憬作为名副其实高收入者的未来。

　　　　也许有高尚的人会说，既然红包回扣无法给医生带来理想的收入，与此同时有造成了患者对医疗费用与服务的抱怨，败坏了白衣天使的形象，为什么一定要引鸩止渴而得不偿失呢？精彩的道德教化者的发问，义利之间的取舍，道德良知对人性的拷问，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但这一切，不过只是人类精神的伊甸园，现实的乌托邦。趋利是大多数正常人无法克制的本性。

        当医保改革前公众不顾国家财产流失争相到医院搭药品末班车的时候；

        当媒体一面充当第四权对医院指手画脚，一面又充斥着虚假的医疗广告误导广大患者，扰乱正常的医疗市场秩序危害患者健康权，生命权，知情权，消费权的的时候；

        当焦点访谈一面不断小打小闹行使监督权对医院进行明察暗访，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监督节目又未能在非典第一时间恪尽职守有效问责政府（南方周末在2002年11月就有相关报道），表现出媒体所应具有的职业敏感性的时候；

        当政府官员在非典明显的事实面前依然玩弄数字游戏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资格将自己包装成道德的楷模。

        相反，因为功利和实用的目的，医生在非典期间正是被他们加装了道德神话的外衣。这样的事实充分说明患者、媒体、官员虽然有权利，但竟没有资格将道德作为谴责医疗腐败的利剑，因为在挥向医生的同时，也必将指向他们自己。

        因此，不断的道德拷问其实毫无道德可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一颗凡人的心，不要总把自己当作真理和良知的双料上帝。于是，有人把所谓医疗腐败归结为社会道德滑坡在医疗行业的体现，英明地指出高薪养廉的虚幻。但没有人能够理解，当医生收取红包回扣的时候，他们有多少人愿意沦为物质与精神的双料乞丐，谁又心甘情愿成为众矢之的，那不过是因为付出与回报的比例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悬殊一样夸张。而以高薪著称的发达国家有时也存在的回扣事件或出现魔鬼医生从侧面说明了并非中国医生才是道德的沦丧者。 

　　　　红包回扣是患者对医疗收费服务不满的体现。红包主要针对的是大医院的外科大夫，红包的有无多少能给患者带来手术或住院上的便利，其实，能收取红包的多少知明医院的外科大夫，部分的外科医生，几乎从不做手术的内科医生却与之共同背负了红包的黑锅 。不规范的红包收取的潜规则毫无疑问增加了患者的负担，使患者形成了医生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的印象。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至今仍在试点的点名手术制度被称为非法红包的合法化，是医院变相提高收费，甚至被成为医院垄断性霸权的体现。

        实际上，这些貌似公正的声音，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患者选择权的漠视，对能者多劳多得的基本分配原则的漠视。患者完全可以选择低级别的医院，同样也可选择高级别医院的低级别医生，但他们无法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处于对自己生命健康的重视，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患者主动选择了高级别医院的高级别医生。尊重患者的选择权就是对患者生命健康权的尊重。而尊重患者选择权的同时有能提高医生的收入和拉大收入差别，打破平均主义的僵局，这是何乐而不为的双赢局面。

        有人指出，由于疾病的特性，患者选择权非常有限，当患者的选择权成为必须的义务时，选择权背离了原来的初衷，就只存在强制消费了。这又是表面的正确。

        其一，疫病有择期和非择期两种，而红包主要针对的是择期手术，因此这类患者完全有充分的时间作出与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疾病性质，程度等相适应的选择；
        其二，当医疗被赋予了消费的含义的时候，就意味着患者面临的是商品的选择，高级医生将带来的是更少的治疗时间，更少的治疗痛苦，更好的治疗效果。正常的有理性的消费者都不会幻想用奥托价格买大奔这类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其三，医疗市场本身不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问题。无论非营利还是营利性医院，都是在一定市场范围内激烈竞争的独立实体，医保并非造就大医院市场垄断地位的魔鬼，因为医保的范围已大大扩大了，而改革前后，大医院的病源并未明显流失。患者之所以选择收费高，自费率高的大医院，很大程度是因为大医院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普遍存在的药品回扣只是药品利润链中的一个环节，但以偏概全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通病，医生是罪魁祸首几乎是全社会的共识。以药养医并非医疗收费高的根源，药品利润下降后必将由技术收费的提高作为补偿，因此，改革前后医疗收费也不会有明显的下降。实际上，消除药品回扣主要是为了净化社会的道德空气，防止医生成为惟利是图的药贩子，威胁患者的健康和生命。而对药品回扣，社会还存在一种误读加重了对医生的积怨，即出现了国产抗生素和进口抗生素，药效相当这类药理常识的错误。

　　　　医疗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了诸多问题和矛盾。医疗价格高于公众的心理预期和心理承受能力根本在于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但总有人喜欢抛出医生收入过高和医院乱收费这样毫无根据的奇谈怪论有意无意的混淆视听。患者需要的是高质量的服务低价格的收费，因此，政府、医院、患者都处在是否要产业化的旋涡之中。

        医疗行业的特性决定了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结果是高质量的服务和高价格的收费。所谓竞争能降低价格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否则政府很早就可以放开市场价格了。目前的收费与市场定价相比，明显偏低，这正是政府定价的结果。患者之所以抱怨是因为要自己出钱。同时，患者还抱怨拥挤的门诊让自己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问诊，自己的隐私被暴露，自己的知情权毫无保障，医生的态度过于冷淡而缺乏热情，他们总把这一切与美国的人性化服务相比，似乎这一切都是医生天经地义应该作的，但他们不断忽略一点，享受优质服务的代价是巨额的帐单，100美圆的门诊收费，1-2万美圆的胆囊手术费，这是没有医保的普通人根本就不敢问津的天文数字。

 

        公众在医疗收费的问题上总是抱有奥托钱买大奔的奇怪心理，总希望市场经济的服务和计划经济的价格共生存。他们为医生设置了太多理论上的应该，这却成了他们自己的枷锁和桎梏以及深不可测的陷阱 。网上许多诸如医疗产业化黑幕之类拙劣但确实反映出普遍的社会取向的文章。之所以说这类文章拙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自圆其说，举左手反对医疗产业化带来的高昂收费，举右手又反对计划经济的服务，大脑却忘了医保才能让二者兼而有之。关于患者是否是消费者之争不过是看中了消费者的种种权利，他们却有意忽略了真正的消费对象是由市场决定价格的。

　　国有大医院在运行中就像国企一样笨拙臃肿。庞大的后勤和行政又是官僚作风在医院的具体表现形式。所谓稳定，团结成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护身符。在瞬息万变的医疗市场中，庞大的管理集团以按部就班的姿态故步自封，同时又在各个方面制肘处在第一线的医生护士，同时本身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包袱和医疗价格虚高的成本因素。医生的住房要经房管部门，临床科室在人事上缺乏自主性，中层干部的任免几乎全凭院长眼中的一张关系网图谱，对于好大喜功或是利益所驱的基建院长或主管基建的职能处室的修楼盖房计划毫无发言权，他们只有任凭自己的血汗钱流进建筑老板或掌权者的腰包，或成为领导升迁的理由，哪怕有些项目丝毫不切实际。国有医院就像一座计划经济的堡垒，不知何时，那些豪华的建筑将成为一座计划经济的博物馆，纪念碑，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诅咒那成为一座埋葬计划经济的坟墓，只有那时，医生才能在市场中自由驰骋，远离一切的道德指控。遥远的未来终将还医生以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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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Teminator在文末要重新申明一下我的观点：
　　本人转载以上文字，是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当前中国大陆正在施行的一系列医疗体制改革举措。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事，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并不少知。中国大陆的各大新闻媒体，不应该仅仅出于满足郡众的“阅读快感”，故意有倾向性的刊载一些“激昂文字”。作为新闻界，更应当从多个方面和角度，公正客观地报道“医改”给群众的实际生活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

　　如果为了吸引读者，提高发行率，而不得不加入一些评论性语言。那么至少要做到在进行社会舆论导向时，不能引起群众的盲目仇恨心态的肆意滋生。

        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神圣不可动摇的！

        让老百姓能够过新闻媒体了解到“医改”的全貌，进而做出自已的理性判断，这才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力求达到的最终目的。

Teminator 编辑于10月30日，2006年零晨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