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华尔街日报》2008年04月24日
http://chinese.wsj.com/gb/20080424/chw174047.asp

        在中国，任何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人经历过的变革恐怕比大多数西方人一辈子会经历的变革还要多。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年代，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被彻底摒弃，所谓共产主义思潮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结束后，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后的三十年中，曾经取代中国传统思想的毛泽东思想逐渐流于表面。如今，追求经济增长和利润似乎成了中国新的主导思想。

        在意识形态的剧烈变化之下，很多中国人感到精神无所寄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虽然中国在物质领域获得了成功，但社会缺乏道德依托，这种想法在对经济发展受益最多的城市居民中间尤为突出。他们认为，在物欲横流的中国现代社会中，道德的缺失是造成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增大等诸多问题的根源，甚至市场交换中对现金的过度依赖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中国人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导致难以培育出成熟的信贷环境。

        结果就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宗教信仰和精神传统中寻求出路，弥补精神上的空虚，一些人认为，在未来几十年中，这一趋势引发的社会变革可能不亚于经济改革的影响。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赵晓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很多人都相信市场会拯救中国，让中国变得更强大、更文明；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是对的，因为人们获得了成功。不过市场并不完美，它也会孳生贪婪和欲望。赵晓经常撰文就宗教和道德问题发表看法。

        赵晓说，结果，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新的转变，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将是最为深刻的一次，比表面财富的积累要重要的多。

        这种精神求索涉及的范围之广出人意料。皈依新教的人不断增多，佛教的复兴从手戴佛珠的人越来越多也可见一斑，而这在十年前还很少见。在北京一部分人数不多但正不断壮大的富有高管队伍里，“巴哈伊”正开始流行。巴哈伊起源于19世纪的波斯，崇尚人类不分种族、阶级和宗教信仰实现广泛团结。

        制药公司成都恩威集团(Chengdu Enwei Group)的创始人薛永新信仰道教和佛教。他说，精神信仰使他明白经济上的成功并不会让他拥有充实的人生；人的物质财富只是一种虚幻，如果只有物质财富，那么你就会失去自我；人一旦失去自我，就可能在精神上一无所有；物质上的东西只能保证你实现一般的生活方式、人们应该用自己多余的钱做善事。

        即使是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也开始接纳精神信仰和传统，至少表面上如此。毛泽东时代人们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徒常常因此锒铛入狱，传统教义也被统统砸烂，比如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儒教。

        1982年在邓小平提出经济改革四年后，中国对宪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改，明确提出保证“宗教信仰的自由”和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不过政府仍然严格控制宗教活动，人们只能参加官方批准的受涉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新教和天主教的五大“爱国宗教协会”管理的活动。

        但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的关系仍很紧张，近期西藏骚乱事件就可见一斑。政府对它认为构成威胁的活动会出手平息，比如曾吸引众多信徒并组织过新华门静坐的法轮功。

        不过，共产党领导层对宗教信仰的公开认可也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去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在党章修订稿中首次承认宗教信仰的合法性，其中一条指出，共产党应该“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号召与会党员干部“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本届政府提出了创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针对创建过程出现的社会动荡发起了有点类似宗教意味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央甚至还制定了类似基督教“十戒”的“八荣八耻”，列出党员干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其中第六条说：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中国官方对信教群众的人数已经多年没有更新。1997年政府发表的有关宗教问题的白皮书中称，中国有各类信教群众一亿多人。据外部专家表示，现在的人数要远远超过一亿，甚至有些政府官员也估计单单是佛教人士就已经达到了一亿，专家估计，基督教徒也有数千万人。不过即使是政府公布的数字也远远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目前中国共产党员据称有7,300万人。

        中国人常常发现他们的信仰跟以前完全不同，这是中国自1978年开始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直接结果。今年41岁的赵晓少年时代是在江苏度过的，那个年代，人们跟宗教基本没有任何联系。

        2002年在政府机构任研究员的赵晓被派到美国研究中美商业文化的差异。他说，当时他尚未信教，但当他到几个美国城市的科研院校访问时，无处不在的教堂让他大为震惊。他说，在中国，无处不在的是夜总会。

        回国时，赵晓已对基督教心驰神往，对美国也抱着被一些人称为理想化了的美国观。他在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 （本文最后附有该篇原文）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在中国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文章指出，中美之间最大的差别并不是美国有更多高楼大厦、更富有或技术更先进，甚至也不是其民主政治体制，而是宗教的普及。他指出，这为美国经济体系提供了中国所缺乏的道德基础。

        赵晓相信，中国文化的最大缺陷之一就是，中国人崇拜的通常都是那些有能力获得权势的人。他说，这种观念在中国改革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个人和整个国家都是如此。他说，中国想的是让国家变得更大、在国力方面追上其他国家，而不是在思想上或道德上更强。

        如今，赵晓经常到国内各地作研究，并与跟自己在商业和经济上有共同兴趣的基督教徒会面。他参加了有六、七位成员的讨论组，分布在全国不同城市的成员每月会举行一次电话会议，讨论如何在日常商业活动中更好地运用基督教义。

        边书平也是讨论组成员之一，他现年45岁，在哈尔滨经营着一家门窗公司。他的童年在东北小城牡丹江度过，那时，全家六口挤在一套不到20平米的小房子里。改革开放后，他先后成立了数家属于不同行业的企业，有几家很成功。到本世纪初，他带着母亲和妻子、两个孩子及保姆住进了总面积近800平米的别墅里。

        不过边书平发现，商业上的成功并没有使他感到幸福。他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他说，中国商业圈子里通行的那套走后门拉关系、夜夜辗转于酒店、歌厅的生活让他感觉自己的生活被“污染”了；他的生活方式让他早早发福了，他常常会在外面一直喝到面红耳赤才罢休。

        2003年，一位做空调生意的老同学给他打来电话，说想和他谈谈一个商业项目。但是见面后，谈话根本就没提到生意的事。连着几个小时这个同学都在说在美国的生活，他如何皈依了基督教，信教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次谈话启发了边书平。那年10月，他和朋友去了教堂，从此就被深深吸引住了。

        边书平说，他的宗教信仰不仅使他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他自己的生活也变了。2006年，他开始不再送礼、给回扣，而这是中国商界早已司空见惯的做法。结果，他的公司拿到的业务减少了10%以上，收入更是减少了20%，边书平甚至担心公司可能会因此破产。不过，边书平把从前用于送礼的钱用在改进产品上，生意也因此有所好转。现在公司的年收入接近100万美元。

        他说，人有了钱之后，除了养家糊口之外，可以思考点别的事情；我们意识到一定有什么比我们更为强大的东西创造了这个世界。人人都在追逐它，不过，追求的方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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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

2007年09月04日 18:48  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xuezhesuibi/20070904/18483946134.shtml

　　作者认为，基督教文明提供了一种社会资本，为市场经济提供运行的制度结构，保证其能平滑、良性地运行。中国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更加稳固的信仰与文化的基石上

　　文/ 赵 晓

　　北美游历，兴趣盎然而又阴差阳错：不承想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追根溯源，竟把我抛向了一片精神沃野，对市场经济的求真探索，最终将我引入基督教文明的殿堂。结果便有了“北美望星空”。该文一出，立即成为眼球关注焦点，褒贬不一。赞扬和批评均刺激我进一步对宗教、制度及市场经济的话题作更多的观察与思考。

　　结果，我惊讶地发现，美国文明中几乎所有令我们欣赏的好东西，都与基督教文明有关。经济学家们过去真不应该忽视这一影响。

　　宗教文明：是西方市场经济基石

　　物种的基因决定物种日后的生长，而新教文明正好比是一棵苹果树。我们岂能只见红红的市场经济大苹果，却忽视了那长着苹果的枝、那撑着枝的树、那长出树来的苹果树种子？

　　从文明的演变看，西方文明的因子主要来自于“两希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后来演变成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再经过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改革，便形成了新教，衍生出一整套有效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后者直接导致西方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西方文明的辉煌成就。而市场经济的成就不过是这一文明的美丽果实而已。

　　所谓文明，其核心是一整套支配人们思维和行为的信仰与理念。从思想到行为，从行为再到结果，融汇古希腊文明的基督教文明就这样成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成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磐石。

　　通常，一般的看法是，制度是衍化出来的，是逐渐变革的。这一论断应该说符合大部分的经验观察，尤其是转轨国家的实践。

　　美国的制度与其说是衍化出来的，不如说是像宇宙大爆炸一样爆炸出来的。一些中国人所看到的美国的许多东西：市场经济制度、三权分立、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以及言论自由等，早在美国建国之初便一古脑儿全部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两百多年几无变化，只不过是长得更加枝繁叶茂罢了。中国人今天所学习的，并非阳光下的新鲜事物，而不过是美国两百多年前的东西。

　　这一套好东西的出现当然绝非偶然。

　　意识形态决定制度规则

　　我们相信物质决定意识，但可喜的是，我们也不否认意识决定物质。对于美国市场经济之发生，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意识决定物质的原理。因为有了一批充满理想与信念的清教徒，有了受其影响的主流文化，美国的建国者们才能按照自己头脑中的理想来设计美国，然后才有国家的富裕和强大。

　　中国人爱讲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而美国恰恰是“知礼节而仓廪实”，即不是有了钱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了好人，然后才有好的经济。

　　试想一下古老的中国，如果无外力影响，缺乏基督教文明的冲击，完全靠自身“制度演进”的话，纵然再演进五千年，是否就能演变出美国这一整套“古董”来呢？须知：苹果树的种子，长出来的是苹果。梨树的种子，长出来的只能是梨。

　　这一点，在韦伯看来，是非常清楚的。韦伯证明，就赚钱的动机来说，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的人们皆无例外。就商业性交易而言，从古至今，世界各地也比比皆是。一种叫做“市场经济”的东西存在，却见不到，只有等到新教伦理昌盛之后才呱呱坠地。

　　在经济史学家诺斯看来，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从人类历史看，不是物质，而是“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

　　事实上，世界上的制度大都不是理性的结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

　　“罪恶”心理：扭曲市场秩序

　　很多人都喜欢讲市场经济，但若追问他市场经济是何物，则语焉不详。市场经济实是公平交易和创新的经济。交易比较好办，问题是平等及不断创新的精神难求，平等交易的制度更是很难畅行。

　　哈耶克向来以思想博大精深著称，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市场秩序具有自我扩展的趋势。然而，我们不清楚，最初的“市场秩序”是如何“扩展”而来，“市场秩序”又是如何持续不断地自我扩展的。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市场秩序的内核很难形成，就算偶然形成也很难自我扩展成正果。在一些地方，尤其是近代以来，市场秩序似乎昙花般绚烂地出现过，但最后却死掉了。为什么？是因为劣币驱逐了良币，恶驱除了善，是因为非公平交易驱除了公平交易成为主流。

　　原因说来有点可悲。应该说人性中天生有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一面。因此，很多人其实并不喜欢通过公平交易来获利，也不喜欢创新，而是更渴望通过获得“垄断权力”，以及通过获得确定规则的权力来获利，并且在获利之后尽情享受。

　　当这一“罪恶”的心理主宰着人们的行为，并且决定人们的行为时，非公平交易的经济就会如腐肉般大行于世，而公平交易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天边望洋兴叹。与此同时，追求人生享受的动机会超过企业家的动机，令创新的发动机熄火。

　　白居易的《卖炭翁》所描述的交易就是千古缩影。在这一故事中，“半匹红纱一丈绫”，硬充了炭的价值。“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与官家的交易徒有其名、徒具形式而已，完全不是公平交易。

　　宗教文明确立市场伦理

　　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正确地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如哈耶克所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东西。”

　　这是因为，新教伦理让人们为上帝而获取财富，赋予人们一种通过诚实劳动来理性获取财富，并以此增添上帝的荣耀，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救”)的神圣的道德准则。在这一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作用下，创新动力变得最大化，而且致富的目的和手段变得一致，市场交易者最良性的自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成本，并使得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有可能出现，从而形成公平与创新齐动的市场秩序内核，进而使市场经济像朝阳般蓬勃向上。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一节：新教所确立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成为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石：撒谎、害人被自动禁止，不平等交易的罪恶循环因此中断。

　　美国的市场经济其实是某种基督教文明的结果，而市场经济长期、持续的良性运行，也完全建立在这一文明的基础上。按目前时髦的“社会资本”理论的说法，基督教文明提供了一种社会资本，为市场经济提供运行的制度结构，保证其能平滑、良性地运行。没有基督教，我们既无法理解美国市场经济的出现，也无法理解其运行。

　　有朋友说，非公平交易的出现是因为政府插了进来，管制丛生，垄断丛生。因此，公平交易要靠打破垄断，引入法律规范来逐步解决。

　　的确，打破垄断以及放松管制会有助于公平交易的市场行为。但是，打破垄断是否就一定能带来公平交易呢？看看今天存在于完全竞争领域的毒大米、毒酒以及无所不在的假冒伪劣产品，结果可想而知。

　　缺失道德约束，律法效果堪忧

　　有朋友从经济学重复博弈的理论推论出，市场经济可以内生出道德。这显然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因为重复博弈只是局部而非全部。尽管重复博弈的确可能让交易双方理性地选择不撒谎和不害人，但可惜许多交易并不总是重复的，就算交易无限重复，交易者的生命却是有限的，诸如“59岁现象”之类的败德行为又如何去防止呢？

　　经济学已证明，只要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称，从而出现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撒谎、害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经济学还证明，在许多情况下会有“囚徒困境”的情形。在此情形下，一个人害对方是因为怕对方害自己，其结果则是双方将互相伤害。个人理性最大化并不能带来集体福利的最大化，从而导致“市场失效”。在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恰恰不是市场内生出道德，而是内生出不道德。

　　理性最大化、功利主义的市场交易不足以产生出完美的道德，因而不足以保证其自身的完善，人们便立即想到了法律，希望借助整顿市场秩序之类的运动，以及更加严格的法律来“规范”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

　　但是，全然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自律，全靠市场以及法律的外力来达到“完善的市场经济”可能吗？其成本究竟有多高？

　　事实上，因为法不责众，在全民道德沦丧的情况下，法律的效果值得怀疑。如果全社会均缺乏基本道德底线，恐怕连检察长和法官也找不到，因为检察长和法官也都是罪犯(就像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的情况)。更何况，法律的惩罚从来都是事后惩罚，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只是一个神话，法律与法律之间总是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空子。

　　在市场失效以及他律难为的情况下，我们尚需寄予希望的其实是交易者自律。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义的人设立的。”

　　市场伦理需竞争形成

　　文化与宗教的社会性投资是合算的。文化事实上成了生产力。基督教文明因为导出公平交易的文化，以及诚信的文化，所以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成为市场经济的良因和温床。

　　不过，我在此并不想简单地开出一个药方：基督教可以救中国。问题不是如此简单的。以目前的观察和思考，所能知道的仅仅是：基督教文明是美国市场经济这个大红苹果的基因。至于我们的文明基因是否也能够长出大苹果来，或者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够种出一个大苹果来，那是一个更大、更难的话题。

　　政府应该像放松产品、服务领域的管制那样，放松信仰的管制，通过竞争来发育出最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人们需要的市场伦理。产品的繁荣来自竞争，服务的繁荣来自竞争，伦理资源的繁荣也要来自竞争。

　　至于中国的伦理构建，主要通过外来吸收还是通过传统转换，是通过儒家文明的弘扬还是通过道家的、佛家的光大，还是通过基督教在中国本土的发展来实现，只有“信仰”市场的竞争才能决定。

　　目前阶段，已经到了讨论这一话题及逐步解决这一话题的时候了。中国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更加稳固的信仰与文化的磐石上，这一点是确凿无移的。

　　赵 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